我叫徐永革，属狗，今年38岁。有人说你才38岁，说什么三十年呀？我8岁上学，到现在刚好三十年。我回忆自己的三十年，并不是说自己已经老了，而是觉得有必要将这三十年的经历说出来，让大家分享我的酸甜苦辣与成功荣辱。
▲余杭徐永革
我上学的那座小学离我家有三里路左右，那时都是带饭上学，每人每学期上缴一定数量的柴禾。因为父母都在生产队干活，星期天我便自己带柴刀上山砍柴。小孩都爱玩，可我家里养着猪羊，空时要放羊拔猪草。望着小伙伴们开心地玩陀螺、放风筝，我就想，如果有一天我也能这么自由自在地玩耍，那该多好呀！
初中念了一个半学期我就中途辍学了，16岁的我上山砍窑柴，每天能攒近7毛5分钱。为了省钱，我连手套都没舍得买，一双手被刺扎得伤痕累累。我整整砍了二个月的柴禾，攒了近40元钱左右的时候，因那次出窑的是次品黄瓦片，窑主连夜溜了，我一个子儿也没得到。后来，我又挑过砖头，学过木匠、泥瓦工，终因身单力薄而不能胜任。
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我依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。1988年春节，我们镇里搞了台晚会，在伙伴们的怂恿下，我与另一名伙伴去演了个相声，没想到获得了满堂彩。就是那台晚会，改变了我整个人生。
为了能经常去参加晚会，每天打工结束后，我便伏案写相声、小散文等，在报上也零零落落地发表了些。但农村人是很现实的，我连自己的温饱也解决不了，初中仅念了一年半就异想天开写文章，村里人便冠予我“懒汉”的称号。
1991年夏天，小学班主任找到了我，推荐我去当代课老师，每月工资175元。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房上突然掉下根椽木，差点砸到了学生，出于教师的职责，我写了篇通讯给报社，引起了镇领导的重视。没多久，一座崭新的校舍耸立在众人面前，村里人也因此改变了对我“懒”的看法。
1994年夏，学校分来了新老师，我又一次面临失业。凑巧，安吉天荒坪电厂动工招人，我就去应聘当了一名话务员。话务室设在半山腰，每月上班10天10夜，不能看电视也不能听收音机，枯燥而乏味，写作便成了我惟一打发时间的项目。当时《安吉报》刚创办不久，在投了几次稿后，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特约记者，并成为安吉作家协会首批会员。第二年，恰逢《南太湖》杂志社搞文学之星评比，我写的散文《春满映山红》进入了前16名，当选了首批“南太湖文学之星”。
后来，我有幸认识了帮我改故事的丰国需老师。丰老师是江南故事大王吴文昶先生的高徒，吴老先生每年来塘栖好几次，吴老先生说故事的艺术感染力是不言而喻的，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于是，我坚持每天写故事，并寄给丰老师指正。丰老师被我的执着打动了，答应收我为徒，我便成了江南故事大王的第二代弟子。在丰老师的帮助下，我连续在全国各故事刊物上发表了三十多则故事，并多次获奖。
妻子是在报纸上看了我的文章后与我相识的。结婚后，我们有了一个儿子。儿子很顽皮，刚学会走路时，竟误将一瓶汽油当成可乐喝了下去，我东拼西凑了万把块钱交到医院。儿子出院后，还债便成了我首要任务，为了能攒到更多的钱，我一咬牙辞掉了安吉电厂的工作，回到余杭搞旅游。
景区给我的工种是宣传策划，这碗饭我一吃就是三年。此后任景区营销员，这才跟儿时的梦想沾了点边，地方跑了不少，也写了不少的导游词。宁波、安吉、富阳等不少新开的景区也来找我帮他们写导游词。
从念书到现在三十年了，每个人都有坎坷，都有磨难，我想我应该是幸运的。因为讲故事，我曾成为全国廉政故事大赛两名演讲选手中的一名。因为讲故事，我成为作协、民协的会员和文化示范户。因为从事旅游，我得到了这么多景区的认可。因为从事旅游，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与位置。
▲徐永革在廉政故事演讲台
采访手记
30年，对38岁的徐永革来说，是人生的一大部分，具有浓烈的色彩。时代的变迁，让38岁的他生活得丰富多彩。一个初中未毕业的人，如今成为一个与文化打交道，在余杭文化界小有名气的人，靠的是他自己的执着和努力，也离不开“时势造英雄”的机遇。会讲故事的他，也许不是英雄，但肯定是最会讲述这个时代故事的人。
（作者：叶凤）
